本文来自 http://huangsewenxue.com/ 对满族人清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土（东北）作为满族人独占地区，不准汉人出关（山海关）移垦，准备万一演出被驱逐的结局时，满族人可以跟当年的蒙古人一样，能够退回老巢。 二是每一个满族男孩诞生，立刻就有一份战士的薪饷，目的在使满族人全民皆兵，专心从事战斗训练，不为外事分心。 因为满族人太少，本世纪（十八）不过四百余万，而汉人已有二万八千四百余万，满族人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胜任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 ——结果是，一、东北地广人稀，田地大部分荒芜，在东北的满族人遂私下欢迎贫苦的汉人出关为他们耕种，在严密的禁令下，汉人仍不断增加。 二、满族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使他们的生活堕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用在战斗训练上，反而用在声色犬马上，成为满族人腐烂的根源。 对汉人清政府完全效法明政府的手段，继续用科举作为武器，使中华民族中所有知识分子比从前更严重的酱在独占性的儒家系统和僵硬的八股文之中。 同时对汉人传统的中华民族本位主义，予以打击，强迫中华民族接受多元观念，承认满族人并非夷狄，同样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主人。 对蒙古人清政府利用他们的战斗力，而根绝他们的智慧和知识，也就是彻底的愚民政策。 除了阻止蒙古人接受教育和阻挠蒙古人汉化外，还诱使蒙古统治阶层“王”、“公”之流生活靡烂，跟人民形成尖锐的对立，使他们不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的理想。 对西藏人清政府尊重他们信奉的喇嘛教，而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 事实上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也没有余力去过问政治。 清政府用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鼓励西藏人出家当喇嘛，赋给喇嘛精神上的尊荣和物质上的利益，喇嘛是不准结婚的，在清政府的鼓舞下，本已日渐减少的西藏人，更加速减少。 喇嘛教如果继续不变的话，西藏人会走入自然灭种的结局。 对维吾尔人清政府看他们比蒙古人西藏人，要低一级，连谋略性的优待都没有，反而有相当难堪的迫害。 满族官员虐待蒙古人、西藏人的事件不多，而虐待维吾尔人，以致激起民变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而且把新疆看成东北第二，作为满族人发展的专用土地，阻止汉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过去的一些汉人，本来跟维吾尔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清政府下令汉人必须单独居住，不准跟维吾尔杂居。 于是每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二，汉人集 分卷阅读361 中汉城，维吾尔人集中回城，绝对不许通婚，平时也不准有友谊上的交往，呈现一种人为的畸形社会形态，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合。 这种情形，在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本土被划分为十八个省，简称为“本部十八省”以汉人为主，仍维持明王朝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省长称“巡抚”两省或三省（有时候也有一省）设立一个大军区，大军区司令官称“总督”——也可以称为太上省长。 这些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当然全由满族人担任。 直到下世纪（十九）中期之后，满族人无力控制全局，才不得不情愿任用汉人。 东北是满族人辫子王朝的发祥地，设立了三个“将军”一个驻盛京（辽宁沈阳）称盛京将军；一个驻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称吉林将军；一个驻齐齐哈尔，称黑龙江将军。 他们办公的官署，称将军衙门。 但他们的辖区却没有名目，既不称省，也不称特别区。 人们迫于需要，只好称它为省，而把全部满族故土，称为东三省，但事实上并没有省，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由清政府改称为省。 满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简陋，只有部落（八旗）观念，还没有行政地区观念。 将军事实上是总督兼省长，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和防止汉人移民。 内蒙古，则设立三个官阶比“将军”次一级的“都统”只管军事。 一个驻承德，称热河都统。 一个驻张家口，称察哈尔都统；一个驻绥远城（内蒙呼和浩特）称绥远都统。 主要任务在镇压蒙古人叛变和防止汉人移民。 内蒙古人民则自己有自己的盟长（地区首长）、旗长（县长）享有比汉人稍高的自治权力。 青海，设西宁将军。 西宁城在行政上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肃省，但驻在西宁城的满族人将军，却是青海地区的首长，地位跟东三省的将军一样。 他统治下的有汉人、蒙古人、藏人，情况比内蒙古复杂。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个地区的首府，设一个“办事大臣”驻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称库伦办事大臣，驻西藏拉萨的称西藏办事大臣：他们在性质上类似总督，但来办对外国的交涉。 在外蒙古境内，与库伦办事大臣并置的，又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职掌跟设于东北、青海的将军相同。 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们不直接隶属于办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隶属于他们原来的首长，独立王国的形式继续存在，办事大臣只不过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宁·准噶尔汗国的故都）设伊犁将军，跟东北、青海各将军性质相同。 另外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设一个参赞大臣，负责天山南路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事务。 七朝鲜·琉球·安南跟疆土开拓同时进展的，是藩属关系的加强。 藩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被保护国。 疆土的开拓是征服其他土地使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 藩属则仍是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称臣进贡，承认中国皇帝也是他们的皇帝，表示对中国尊敬服从，中国则允许他们跟中国贸易。 中国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有权处罚和奖励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的加封之后，才算合法。 藩属国王也以被中国加封为一种光荣和保障，他用此向怀有敌意的邻邦显示，他已获得一个庞然大物当他的靠山。 ——藩属国的元首只能称国王或可汗，不能称皇帝。 一旦称皇帝，就等于脱离藩属地位，跟中国平等。 在中国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位皇帝同时出现，就等于天上有两个太阳，非拼个死活不可。 所以有些藩属，虽然已称皇帝，但为了取得中国的保护，对中国仍谦卑的只称国王。 像以东京（越南河内）为首都的大越帝国皇帝，他对中国只称中国所封的安南国王。 朝鲜王国是中国最古老的藩属之一，世界上再没有两个国家能像中国跟朝鲜这么长期的密切融洽。 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过去的事我们已叙述过，到了下世纪（十九）中国又为他作出第二次更大的流血牺牲。 另一个同样古老的藩属琉球王国，在十四世纪时，原是三个小国。 十五世纪初叶，被其中之一最强大的国王尚巴志所统一，遂即派遣使节，远涉大海，向中国进贡，请求中国保护。 它的首都名中山城，因之中国就封尚巴志为中山王。 不过日本人的势力，因地理上更接近的缘故，不久也深入琉球各岛。 每逢中国使节到琉球时，国王总是下令，命日本人先行躲避起来，在天朝大臣停留在国内期间，禁止人民说日本话，并涂去街市上的日文广告。 南第三个古老的藩属，是前面曾提到的对外称大越帝国的安王国。 安南第一任国王黎利，于十五世纪脱离中国独立，效法中国对首都称“京”的习惯，把交趾城（河内）改称东京，建立大越帝国，但仍尊奉中国为宗主国。 黎氏王朝的政权后来落到大臣郑氏家族之手。 郑氏所属的将领之一的阮氏家族，起而反抗郑氏上欺国王下压群臣的作风，在南方的顺化城，宣布独立，另行建立一个广南王国，跟北方的郑氏家族专权的大越帝国对峙，国土从当中分割为二。 本世纪（十八）七十年代，另一个阮姓家族崛起，称为西山党，他们的领袖阮文岳，于一七七三年攻陷顺化，把旧王杀掉，而自称是广南国王。 旧王的弟弟阮福映逃了出来，他就是越南历史上有名的嘉隆王。 他逃到暹罗（泰国）又逃到富国岛，日夜图谋夺回政权。 西山党既征服了广南王国，新王阮文岳派他的弟弟阮光平北伐。 本世纪（十八）八十年代，阮光平攻陷东京（河内）废掉皇帝黎维祁，自己坐上金銮殿。 黎维祁逃到北京，向宗主国求救。 中国决定出兵，一七八八年，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大军护送黎维祁回国，击溃阮光平的抵抗，进入东京（河内）黎维祁复位。 于是孙士毅洋洋得意，认为他的神机妙算超人一等，不再采取戒备措施。 次年（一七八九）元旦，正当他大摆酒席，庆祝新年时，阮光平发动突击，远征军溃败，数千人被杀，黎维祁和孙士毅狼狈逃回中国。 但阮光平深知横挑强邻的结果是什么，他预防中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手段，就派遣使节到北京匍匐请罪。 恰好中国当时的皇帝弘历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物，对阮光平的恭顺态度，大为欢喜。 明年（一七九○）弘历八十岁生日，阮光平又亲自到北京恭祝寿诞，弘历就把黎维祁抛到脑后，而封阮光平当安南国王。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西山党的好景不常。 逃亡中的嘉隆王阮福映，靠外交手段，得到侵入东方的法国强大军力援助，于本世纪（十八）九十年代反攻，一连攻陷顺化和东京（河内）阮姓政权的西山党瓦解，阮福映统一全国。 下世纪（十九）一八○二年，阮福映向中国报告复国经过，请求加封。 凡是政治都是现实的，中国又把阮光平抛到脑后。 一八○四年，加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即大越与广南的合称。 从此安南改称越南亅亅亅45.第四十五章：清朝的文治武功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但因万山重叠，两国的交往很晚。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说，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他的祖先雍田，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当时称为挥国）还赐给一颗金印。 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除非真有金印作证。 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缅甸才跟中国接壤。 上世纪（十七）六十年代，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交给清政府。 这件事情发生后，中、缅两国的邦交，并没有加强，甚至并没有继续。 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 经过九十年的疏远，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跟中国恢复邦交。 他逝世后，儿子孟驳继位，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泰国）把暹罗并入版图。 缅甸势力膨胀，使它不断干涉中、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 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据说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酋长宫里雁，索取重贿，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宫里雁无力奉献，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 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向缅甸国王孟驳游说，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 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于一七六七年，率军攻入缅甸，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曼德勒）可是进入缅甸境后，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陷入缅军的埋伏，全军覆没。 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由傅恒当总司令（经略）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七六九）再度深入。 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空气污染和虐疾，无法克服，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军心恐惧，在中途停顿，不敢前进。 恰恰这时候，缅甸政府得到消息说，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集结了武装部队，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 缅甸不愿两面作战，就向中国请求和解，承认作中国的藩属。 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正在进退维谷，也乐得就此结束。 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缅甸腊戍以北一带）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 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并不是真心的低头，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两国敌对如故。 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个曾经当过和尚，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 中国政府于一七九○年，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跟缅甸同样情形的，还有尼泊尔王国。 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河内）复位的那一年——一一七八八。 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 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 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一直不肯偿还。 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 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 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 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 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 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 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 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 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中国远征军于次年（一七九二）抵达西藏，尼泊尔军队败走。 远征军尾追，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进入尼泊尔国境。 尼泊尔军再败走，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加德满都）旦夕可下。 司令官（大将军）福康安，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对自己的用兵如神，大为满意，他自比为《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手拿羽毛扇（这是诸葛亮的标帜）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从容指挥作战。 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备之际，发动猛烈反攻，远征军大败，死伤惨重，福康安狼狈逃命，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 然而，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稳定局势，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愿作中国的藩属，定期进贡。 福康安喜从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撤军回国。 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以免妨碍通商，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 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没有个完。 ——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就发现了好处，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还向中国进贡不辍。 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除了琉球王国外，还有暹罗王国。 现代暹罗——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它的开国国王郑昭，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驱逐缅甸占领军后，他立即派遣使 分卷阅读362 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 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 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 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 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 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 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藩属外的进贡国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 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 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 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 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 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 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 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 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 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 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 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 “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 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 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 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 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 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 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 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 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 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 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 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 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 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 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 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 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 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 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 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 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 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 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 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 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 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 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 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 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 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 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 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 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 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 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 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奄。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 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 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 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 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 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 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 ”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 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 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 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 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 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 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 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 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 分卷阅读363 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 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 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 ”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 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 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 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 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 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 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 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 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扑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 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 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 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 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 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 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 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 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 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表：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宁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宁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杭州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宁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宁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 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 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 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 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 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 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 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 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 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 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 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 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 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 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 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 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逼民反（上）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 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 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 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 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 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 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 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 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 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 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 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 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 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 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 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 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 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 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 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 “官逼民反。 ”(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 (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 ”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 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 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降。 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 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 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 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 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 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 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 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 分卷阅读364 取高压手段。 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 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 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 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 诗虽然照常发展，甚至远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 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获得证明。 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 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供文学家骋驰。 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出现奇葩，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红楼梦》问世。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余人。 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 接着贾家破产，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或死或散。 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于是离家远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削发为僧。 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便伤心掩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满洲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皇家纺织厂厂长（江宁织造）四十四年之久。 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 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负责招待（接驾）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 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辞掉（或被免除）纺织厂的职务，迁到北京定居，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 他没有谋生能力，终于衣食无着，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 于是他开始写作，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写下《红楼梦》一书。 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据说他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 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 曹雪芹逝世时，环境是凄凉的，而且他绝没有想到，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 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红楼梦》的崇高价值：第一、在文学上，《红楼梦》的成功至为惊人，迄至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可以超过它。 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描写的细腻深刻，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 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只要听他们的说话，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 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 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 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发生澎湃的感情。 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小说能像《红楼梦》一样，包括这么多人，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 第二、在言语上，《红楼梦》使用的是纯北京话。 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 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以闪电般的速度，表达清楚。 《红楼梦》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 第三、在社会史上，《红楼梦》是一个包罗万象，蕴藏丰富的宝藏。 因为本世纪（十八）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变化很少。 《红楼梦》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 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 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以及奴隶制度、政治制度、地主跟佃农的关系，士大夫阶层的组成，贪污贿赂的艺术，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贵族生活的内容，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儒家伦理基础“孝”的实质意义，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婚姻基础、妾的地位，等等问题，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 《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阅读，都有一次新的发现。 《红楼梦》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问世，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坏人心术。 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红学”的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 亅亅亅46.第四十六章：鸦片战争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 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 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 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 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 一切如故，而且恶化。 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 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 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 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官逼民反（下）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 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 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 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 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 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 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 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 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 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 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 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 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 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 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 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 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 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 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 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 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 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 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 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 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 葡 分卷阅读365 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 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 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 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 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 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 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 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 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 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 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 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 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 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 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 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汹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 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 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 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 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 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 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 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 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 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 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夷商不准坐轿。 六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英国势力的东进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 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 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 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 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 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 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 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 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 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 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 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 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